赵汀阳：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

       4.逻辑和数学的发明。

       逻辑和数学创造了与真实世界平行的先验世界，所以是存在论事件。逻辑和数学为思维自身建立了理性秩序，使思想具有了确定性、一致性和必然性，使思维能够建立必然程序和保真的生产力，这是建构一切能行秩序的思想条件。逻辑或可能是语言本身蕴含的潜在性质，但语言不会自动把逻辑性整理为逻辑学。逻辑学的发明是历史上最大的知识论事件，亚里士多德是知识论的最大英雄。据说数学的起源与生产技术有关，但高等数学却是在逻辑助力下发明出来的。数学使万物变成可计算的对象，这是人类理解、制造和控制万物的魔法。需要指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必然性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里，只存在于思想里，这正是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如果没有逻辑和数学，人类思维就停留在意象的随意链接里而不可能进入概念思维。逻辑和数学的历史意义比兴衰成败的事迹重要得多，但通史往往忽视或轻描淡写这个事实，好像逻辑和数学属于特殊学术史而与人类历史演化无关，这不是粗心之失而是笑话。

       5.科学的发明。在发明科学之前，人类生活在少有真理的“诗化”世界里，可能很美，但那里的权威信息是迷信、宗教和传说。有理性就有了思想秩序，但有真值并且有真值验证方法的科学却不是理性的必然产物，而是理性的偶然发明。自然本身只有因果性和偶然性，更多的“自然性质”其实是人类的发明。如前所述，自然没有可能性，这是语言的发明；自然也没有普遍必然性，这是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同样，自然也没有或然性（概率性），这是科学的发明。科学以概率原则和验证方法为知识建立了真值秩序，是逻辑和数学之外另一个最大的知识论事件。科学发明了可还原的描述、或然性（概率性）、可控重复性（实验性）和归纳法，使技术获得可控因果性而超越了技艺的概念，还与逻辑和数学一起创造了真理的概念。在逻辑、数学和科学之外，我们无法定义真理。概括地说，科学发明了保真知识或经验真理。事物本身只是存在，没有真理，但事物的存在方式可被“翻译”为真理，破译事物的密码正是科学之功。但科学也进行了或可能导致人类自取灭亡的冒险，比如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基因生物技术、元宇宙、太空探索之类，都可能成为新一代祸福未定的存在论事件。

       6.宗教、哲学、文学、历史以及社会科学的发明。这些人文发明一起创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所有信念以及人类的所有自我认识。人文思想的发明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情况过于复杂，在此不论。

       还可以罗列更多的存在论事件，但无必要。这里只是说明，存在论事件是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根本解释，充分说明了构成历史性的奇迹。奇迹都是偶然的，其发生史充满神秘性，而文明早期的存在论事件最为神秘，因此，理解历史需要把历史线索追溯到史前史的深处，那里有最早的本源。

       人类思想和历史初始发育的第一步始于与生存相关的技术，这是手艺和表达同时发生的时段，其间人类发明了工具和语言，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这两个存在论事件奠定了后续历史的所有可能性。第二步是心理化思维的阶段。那是一个艰苦而“浪漫”的时代，早期人类以采集、狩猎和游牧为混合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是流动性的，时空是流动经验的性质，流动的人们随身带着时空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所在地，无论何时，都是此时。在无地理、无历史、无坐标的唯心时空里，主观即真实，所以神话和巫术就成为思想。以上属于史前。

       第三步发生于农业和定居时代。有了固定价值的土地形成了不动产，因此改变了思维方式。定居之地具有了最高价值，于是成为时空中心（西方人常嘲笑中国古人以为中国是“中心之国”，其实所有地方的古人都以为自己所在是世界中心）。对中心位置的认定虽是主观的，但空间却因此有了明确的地理性；农耕需要了解天时地利，需要知道植物生长的最佳时刻和时间跨度，需要知道与农耕相关的万物时间节奏，因此产生了坐标化的时空概念，万物被想象有着围绕着人的时空位置。同时，稳定的生活开始产生稳定的规矩，即政治制度、法律和伦理合体的未分化规则，因此发展了组织社会的思维，或者说是管理学思维，而社会管理需要超出自然原则来定义权力结构，于是产生了政治。第四步，人们谋求利益最大化而争夺重要资源，包括土地和人口、水源和矿物，于是发生有组织的大规模战争。原始人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战争，只有类似动物界的“土匪式”抢劫和侵扰。社会组织化是在产生管理和政治思维之后的事情。为了战争的胜利就需要有效策略，于是开始算计、欺骗和诡计，所谓博弈思维。博弈思维发展了理性分析，但最有趣的是开始说谎，这个时间点恐怕不早于1万年——之前的言说等于事实，语言即诺言。假如语言从开始就是谎言，就恐怕不可能发展为普遍信任的信息交换形式，就像货币成为通用等价物那样。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原始人从头就用语言来造谣和说八卦，应该是错误的猜想。第五步，人类在政治上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现：税收好过抢劫（奥尔森论点），奴役好过杀俘，制度好过暴力（周易论点）。这意味着真正政治的开始。基于暴力的权力属于自然逻辑，尚未变成非自然秩序的文明，只是统治而不是政治。政治的关键在于以文明制度取代暴力统治，“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此意。这个阶段发明了基于经济学算计的政治思维。第六步是轴心时代，相关论述颇多，只补充一点：轴心时代并非所有思想“突然”出现的爆发点，而是思想发展半途的一个横切面。并非所有重要思想源头都在轴心时代，荷马提出的命运问题或易经提出的思想方法都早于轴心时代，还有，苏美尔—亚述—巴比伦文明如此伟大，应该思考过深刻的问题，只是没有记载。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成就也不是哲学或人文精神，而是逻辑学和几何公理法。第七步是意识形态的出现。宗教早就存在，但转化为支配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则来自基督教的“政治四大发明”：宣传、自我规训、群众、精神敌人。细节以上属于古代。

       第八步来到现代。现代性是史学里最丰富也最复杂的问题，永远说不完。现代性是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全方位变革，形成时代多棱镜，既是科学时代，也是现代技术的时代，既是工业时代，也是商业时代，既是资本主义时代，也是社会主义时代，既是殖民主义时代，也是反殖民时代，既是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时代，如此等等。现代类似魔方，可从任何角度去理解，很难说什么是现代性的主要方面，但我相信最具决定性的存在论事件是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发明。

       第九步是现在进行时的当代，本时代实为现代性的延续，所谓后现代只是现代性的错误演化。当代发展了预示某种新时代的超现代思维，包括自反性思维的突破（哥德尔）、深入物质微观的量子力学、大一统科学的探索（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一致性），尤其是或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人工智能和改变人类自身的基因科学。本时代正在发生前途未卜的“历史性的转向”，由征服外部世界转向改变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所有前沿科学和思想都不约而同去挑战人类思想和生命的边界。这是极其壮观的历史场面，也是巨大的赌博。假如突破思想和生命的界限，人类或升级为另一种存在而开始新概念的历史，或自取灭亡，那将是人类的终结而不是历史的终结。

       我们很难超越主观性去分析人类命运或历史性，人类思维有着强烈的自以为是倾向。不妨设想一个“客观”角度，比如外星人类学家来观察人类文明，或可发现人类历史演化的缺陷，比如人类文明内部的结构失衡，这是人类各种秩序的升级速度不均衡或不同步所导致的。技术、科学、数学和逻辑的成熟度远远超过人文、政治、伦理和价值观的成熟度，于是形成人类文明的内在不协调，让人疑心人类文明是一个“非良构”文明。我愿意举出一种强烈对比的不协调：真理（truth）或真值（truth values）是科学立足的基础，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已经能够定义和解释什么是真理，因此科学能够实现理性化；可是，善（goodness）或“善值”（good values）是人文立足的基础，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至今无法定义和解释什么是善，说明人类生活至今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所以说人类不知道什么是好事。这个釜底抽薪的人文缺陷在历史稳定时期不明显，但在关键时刻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人类文明现在就遇到失去方向的价值危机，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被质疑，而科学技术更提出了人文价值无法判断的未来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发展正在生成“多种主体”的新世界；太空探索甚至在寻找危险的“其他主体”；元宇宙（如果实现的话）可能制造出无数“虚拟主体”而导致主体间性的失序，如此等等，人类在思想和价值上对这样的新世界没有准备，无法解释基于多种主体、外部主体、异化主体或无限量虚拟主体的世界结构以及新历史，难以应对可能失控的主体间性、异主体性、跨主体性以及多重世界等问题。文明和历史的未来变成了模糊概念。

       这里对历史性的讨论只涉及存在论事件的粗略线索，缺乏历史细节，只是模仿周易系辞下篇对远古之“作”的概述。存在论事件的要义就是创世之“作”，由多种多轮的创世之“作”形成的历史线索来看，文明的历史性是一个始于建构主体性而发展到把主体性绝对化、最大化或极致化的过程。主体性的建构是文明的奇迹，但主体性的极致化有可能导致物极必反的悲剧，根本隐患就是前面所论的“对善无知”。

       （五）历史因果、溯因逻辑以及演化博弈

       价值问题或许无解，但至少可以试图解释历史因果，就是说，也许我们无法判断人类做的事情是否是好的，但至少可以去理解什么事情导致了什么事情。因果性貌似科学概念，实为科学需要的一个形而上假设，至今未能完美定义。自然因果涉及过于复杂的无穷函数，难以严格确定何种因素是“责任人”。历史因果却是例外，历史因果有着可追查的责任人。与通常印象相反，就事实发生情况而言，历史因果反而比科学因果更明确。不过历史叙事不客观，或价值观所致，或经验偏差，例如《山海经》的不真实描述属于那个时代的诗化经验，并非故意编造。史学有过疑古之风，但以合情推理来理解，古人之记述虽受限于知识能力而不如实，但恐怕比当代人诚实，当代人有更多的理由制造“策略性”谎言。

       在分析历史因果之前需要个旁白：一个原因只有当等价于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必然唯一的因而是“完美的”。但问题是，等价于必然唯一推理的完美因果关系在经验科学里不存在，因为自然不存在一个相当于逻辑或数学的闭合语境。逻辑和数学的绝对必然性的秘密在于能够定义一个闭合领域而形成推理过程的“全剧本”，即参与推论的所有变量全体在场并且全过程由能行的（feasible）有限步骤构成，这是经验科学做不到的。令人鼓舞的是，历史的主观剧本虽不如实，却比科学的实证剧本较为完整。尽管历史也没有绝对的全剧本（总有续集），但我还是愿意宣扬这个好消息：历史至少有个全角色在场的剧本，即在某个时间片集（episode）上参与事件的所有变量都在场。

       我们无法清点自然的全部变量，整个宇宙都是变量而且是无穷变量。全角色剧本必须是有限角色，历史角色再多也是有限的。在历史剧本里，历史事件的所有参与者全数在场，苦大仇深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以集体力量在场，这意味着历史事件能够在完整的存在论语法中被表达：历史的主语、谓语和宾语都可确定，没有身份不明的变量——除非被隐瞒，历史中有许多隐瞒所致的永远谜案，但就理想状态而言，历史的存在论语法是完整的，所以历史有可查询的因果关系。与之相比，自然没有主事者，原因是无数变量集合，自然运动是不确定的。这个差异表明，就目前科学能力而言，自然因果只呈现为概率因果，而历史因果才是可确定的因果关系（但其发生没有必然性）。

       既然历史因果有着可查的责任人，历史就是对偶然形成的必然踪迹的寻踪（investigation）。Vestigia就是踪迹，原义为脚印或车辙。寻踪方法首推“溯因逻辑”（abductive logic）。溯因逻辑理论为皮尔士首创，但实为生活中常用的一种“侦探性”推理。如用于历史，则可分析现实来自过去的线索，以及分析过去和现实的何种因素最可能成为未来的变量。溯因逻辑不是完美的逻辑（所以逻辑学对之相对忽视），只是一种非必然推理，只求解最大可能性。在理不清的复杂生活里，大部分情况缺乏必然推理的条件，并不适用严格的形式逻辑，只能满足于“非常可能”的推论。历史没有必然性，正属于可能推论的范围。

       溯因推论就是从确定结果去反推最为可能的原因。最简单的推理模式是：已知需要解释的事实F；并且如果有C那么有F，因此，如果找到C，C就非常可能是导致F的原因。这种推论当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不能排除D或E或别的原因也能够导致F。尽管科学最终要依靠计算、实验和检验而成真，但在猜想阶段也只能运用“不完美”的溯因推理来发现线索。侦探往往会分析一个罪行会让谁受益来收敛侦查范围，这就是一种溯因推理，虽不能获得必然结论，但可发现最大可能性。历史分析与破案相似，研究已消失的往事只能倒推，只能使用溯因逻辑。史学没有能力破解必然性，最大可能性就是最优结果。

       历史哲学试图分析一种历史的历史性，尤其需要以溯因逻辑来分析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的重大问题。历史演化是创造性的，因此生成历史的路径必是衍生发散的（discursive），但贯穿历史的重要问题却必是递归的（recursive），类似基因的不断复制，因此，递归性的问题就成为历史的路标。如果在多轮迭代的历史语境里重复运用溯因推理，就能发现到底是哪些问题在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需要历史去研究的不是过期作废的轶事，而是长期有效甚至始终有效的文明结构和问题。与稳定结构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不断递归的问题，正是挑战性的问题催发了改变结构的创世性存在论事件。历史中不断递归的问题与抵抗变化的结构形成了历史性的张力。

       行为的创造性和秩序的理性化产生了各种矛盾，但人类历史就在矛盾与自相矛盾的复杂性中展开。数学家冯·诺依曼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不约而同发现了一个有效分析人类复杂行为的通用概念，即“游戏”，虽是比喻，却非常准确。他们各自发展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两种游戏理论（theory of game，分别译为“博弈论”和“游戏论”以便区分），其共同洞见是，任何有意义的行为或行为的意义必定属于某个二人以上的游戏，尤其是集体承认的共同游戏，在游戏之外无法定义意义或价值。当然，个人可以主观认定自己的价值，但只在私人领域里有效，对他人无效。私人价值不是文明、社会、历史或思想中的有效变量，所以不计。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研究意义和规则的哲学困惑，与历史问题只有间接关系，在此不论。经过纳什发展了的非合作博弈论，尤其是后来的演化博弈论，很适合历史问题。

       博弈必须做出有价值的选择，而选择需要权重分析。一般假定，行为选择是理性的（事实上部分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个假定不算错误，因为大多数行为是理性的），可问题是，理性能力有限，不能够预知未来，因此风险成为首要变量，理性就被约束为避免最差结果的现实主义理性，所谓风险规避。这证明了人类理性只能确知什么是坏的，却没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即使相信某种好事，也没有办法确保必然产生想要的好事。知道何为坏而不知何为好，这是理性的内在不对称性，也是人类的深层命运——历史终究未能超越命运的概念，不得不佩服希腊悲剧提出的命运问题。

       所有的游戏规则，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法律和伦理、知识生产和价值评价等，都是长期集体博弈达到稳定均衡的产物，就是说，制度无非是博弈稳定均衡的程序化，因此制度问题都能够转换为博弈论问题来分析。演化博弈论解释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行为几乎都是长期连续的“阳谋”而不是个别人的“阴谋”，就是说，不是戏剧化的个人故事而是种群的理性博弈游戏才真正解释了历史。“阴谋”只在“阳谋”大势下才有效果。

       演化博弈会呈现出一些非严格的“规律”，即并非无例外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往往如此或“理当如此”的运行模式，但不是传统历史哲学幻想的历史规律。演化博弈游戏可以理解为一个回报机制，没有回报就没有有意的选择。演化博弈揭示了人类生活或历史的两个基本困惑：（1）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博弈论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个假设言过其实，可弱化为：在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多数情况下，每个人倾向于做出理性选择。貌似不合理的是，个人理性的加总结果（aggregation）很少形成集体理性，甚至变成集体非理性。其实不奇怪，理性只意味着算计方式的合理性，但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各异，即使算计方式理性化，也难以产生结果的集体一致性。此事虽不奇怪，但确实是难题。（2）当前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不一致。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即刻回报，但只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更大回报，因此当前理性与长期理性也存在两难，以至于难以定义何者是真正的理性。这两种不一致使历史问题更加复杂了。

       对于解释长期或大规模历史，演化博弈论有着理论优势，至少能够揭示历史的一些模式。以下模式有的是普遍承认的，有的是我的推想：（1）风险规避。这是普遍承认的行为模式，意味着，如果行为者是理性的，就倾向于首选风险规避，即风险规避优先于追求利益极值。这可以解释多数人的保守倾向或历史的集体保守性。（2）问题递归。前面论证过的，贯穿历史的递归问题一定是解释历史性的重要问题。（3）理性回归趋势。这是应用溯因推理而由博弈均衡的常态结果反推出来的合理化猜想，意味着，以中长时段来看，即使时而发生非理性行为，人类行为在总体上会倾向于回归理性选择，因为理性选择的回报率更为稳定。因此可以解释，能够长期存在的制度，即使有缺陷，也是集体理性的选择。（4）游戏更新。这个猜想需要稍加解释。我曾经设想一个博弈的“模仿测试”：给定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且不限制博弈手段，那么，多数人将模仿学习对手更高明的策略，或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由于创新速度低于模仿学习的速度，在有限多轮博弈之后，所有优势策略就被穷尽了，互相都学会了所有优势策略而陷入“集体黔驴技穷”，就是说，互相学习和互相模仿必定耗尽一个游戏的能量或策略容量。能量耗尽的游戏有两个理性解：一个是敌意均衡解，即维持互相敌意的稳定均衡，俗称僵局，所有人都无利可图；另一个是善意均衡解，即集体选择了合作的稳定策略，而形成稳定合作的策略条件是“无报应性”，即一个策略不会招致其他博弈者的报复而形成自我挫败甚至自取灭亡的结果。善意策略以明显好过“帕累托改善”的“孔子改善”为极限最优值。善意策略只是理想，历史路径往往不是通向理想。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一个游戏的能量耗尽，再无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人们经常不满足于合作均衡，而会为了创造利益最大化的新机会而重新发明或重新设置游戏，形成新的初始状态，在新的游戏规则下使自私策略再次获得丰厚的回报率，也就是革命或改革，于是历史重新开始。

       （六）因果涌现与历史意义涌现

       对于历史分析，复杂科学的“因果涌现”（causal emergence）概念或有帮助。复杂科学是针对任何一个学科无法单独解释的复杂现象而建立的综合科学。例如气候和地震是复杂现象，大脑、意识、人类行为则是最复杂的现象，与此相关的历史当然也是最复杂的现象。

       经验科学一般采用还原论方法，要求把知识还原为（分解为）无法再化简的经验命题，从而与同尺度的微观经验细节形成比对验证，其基本信念是，微观的真实度高过宏观，据说微观尺度包含“全部细节”因而能够完全表达事物，尽管理解全部细节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反讽的是，还原论本身正是一个形而上的宏观假设。更反讽的是，反宏观的知识却必须保留逻辑，而逻辑最为宏观，甚至比哲学更宏观。

       还原论的“显微镜”方法在知识生产上效率很高，但有个不合理的怪事：按理说，细节描述和微观分析越浓密，其信息量就越大，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可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反而无法产生最重要的有效信息。这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我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中曾批评还原论没有建构“知识回路”而导致真实性无法“复原”。这个批评仍然有效，但不够准确。更准确的批评来自复杂科学。其中秘密在于，即使微观尺度包含的信息总量更大，但不等于其中有效信息的量更大。微观模型的“寸光”限制会导致无法建立全局性的信息链接，反而导致信息有效性低下。组织化的链接就是有效信息，而缺乏组织化的碎片化信息即使非常大量也是低效信息。信息碎片化的最严重损失是失去因果性，等于切断了组织时间的有效联系，也就失去确定性，甚至分不清过去、现在和未来。

       埃里克·霍尔（Erik Hoel）等科学家提出因果涌现理论， 以“有效信息”作为分析标准，即具有更高确定性（determinism）或更小简并性（degeneracy） 的信息。确定性和简并性是表达因果性的两种相关性质，可互相说明：从状态a到下一个状态b的相关性是确定度；从状态b到上一个状态a的相关性是简并度。有效信息就是过去与未来的相关度，于是有效信息被定义为：确定度减去简并度。因果涌现理论还提出与微观“细粒化”相反的“粗粒化”方法，即从微观如何迁移到宏观的数学方法，从而取得令人吃惊的结果：粗粒化处理后的宏观现象尽管在信息总量上或比不上微观细节，却比微观细节承载着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且，有效信息可望在宏观尺度上达到峰值。

       最重要的有效信息就是因果涌现。在碎片化微观信息里难以辨识因果性，而宏观水平的粗粒化能使相关性得以显形而形成有效信息，因果性就涌现出来了。于是，因果涌现就是从微观尺度转化为宏观尺度所获得的有效信息增量，表达为CE=CSMACRO-CSMICRO，即宏观因果强度减去微观因果强度等于因果涌现水平。这里的“增量”不是信息总量的增加，而是宏观状态的有效信息显示的新意义，因此，因果涌现也可以理解为信息的意义涌现。直观地说（不太准确的比喻），“涌现”类似于：在微观上只能看见大量莫名其妙的像素，但在宏观上可看清一张人脸的涌现；又如在战场局部，士兵看见枪林弹雨，却看不见战役的全局形势，而司令员却宏观地一览局势。当然，历史无法量化，粗粒化的数学方法未必适用于历史，但其中的启示很重要：历史因果需要“远观”和“粗化线索”才能涌现。正如埃里克·霍尔指出的，因果涌现在生物种群、大脑和人类社会里最为典型。因此可推论，历史也必定有着典型的因果涌现。

       因果涌现理论有一个重要结论：宏观里的因果涌现不能还原为微观里的因果，而是属于宏观层次的意义。好比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能还原为同盟会的募捐等各种活动。这意味着，历史的宏观分析不仅不可省略而且不能由细节分析来推出或解释，大尺度不能解释小尺度，反之亦然。思维的多层次是不能减省的，每个层次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里涉及一个深刻而未决的问题：思维的各层次或事物的各层次是否存在着某种统一的解释？例如宏观的相对论和微观的量子力学是否能够统一为某个总体理论？据说这是科学的最高问题，至今无解。历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宏观和微观也未能统一。

       确实知道的是，信息的有效性在于建构过去通向未来的传递性，如果过去的信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显示出虽非必然但高度可能的历史因果，至少形成最大化的可追溯性或可预测性（取决于传递方向）。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和自由意志，无数人的互动展开的是无限可能性，其微观细节是无法充分分析的无穷量，因此，实际上看得见的历史和能够理解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宏观的历史因果涌现。意义在于涌现，涌现才是现实。 

       历史要研究的实际（actuality）不等于科学要研究的实在（reality），虽然都是“真实的”，但成真之根据不同。历史的真实性不在于等价于过去的事实，而在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是否形成关于历史性的合理解释。此种化时间性为历史性的有效信息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事与成事之道的实际相关性，接近司马迁所言之天人之际。司马迁对天人关系语焉不详，未说明天人原则何以解释古今之变。这里讨论的作为创世史观的历史哲学将天人原则落实为历史性的三维：（1）创世性的存在论事件。这是历史性的本源维度，在其中以存在论为方法去解释人类文明的结构和秩序的创作问题，即解释结构—秩序的起源。（2）递归性的问题。这是历史性的溯源维度，在其中以溯因逻辑去发现和分析哪些问题在整个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而递归出现的问题必是文明的根本问题，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动创世事件的根源。（3）历史的意义涌现。这是历史性的传递性维度。历史的意义在于未来性，是后效意义而基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要理解历史的意义涌现关键在于发现因果涌现，需要以因果涌现的方法去分析历史何以形成通向未来的传递性。这三个历史维度的设想是交给司马迁的答卷，但愿司马迁会满意。（本文注释内容略）